垂死之军——浅谈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伤病员护理与撤离

以下文章来源于芬仙阁，作者夏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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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由巴伐利亚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斯大林格勒》的剧照。1993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50周年之际，德国人终于开始尝试拍摄一部关于这场战役的电影。对德国人以外的普通大众和大多数的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斯大林格勒是二战的转折点之一，但对德国人而言，这场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注：本文译自Wolfram Wette与Gerd R. Ueberschär责编的论文集《Stalingrad: Mythos und Wirklichkeit einer Schlacht》第三章第一节《Von der Agonie einer missbrauchten Armee: Anmerkungen zur Verwundeten- und Krankenversorgung im Kessel von Stalingrad》，作者为德国医学历史学家Wolfgang Uwe Eckart，曾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历史学教授及医学史研究所所长。本篇论文于1992年完稿，其中部分数据相关的内容虽然已随着这些年以来出现的新研究而落后于时代，但本文依旧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1942年11月22日，当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被苏军彻底封闭时，约有30万名德国及其盟国士兵被困其中，其中约10至14.5万人在战斗中阵亡、冻死、饿死，或因疾病与流行疾病而丧生[1]。在退守至斯大林格勒城中的德军向苏军投降之前，约有2.9万至4.5万名伤病员和仍具有战斗力的士兵，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被空运撤出包围圈。尽管具体的数据已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但这些人至少避免了即将到来的战俘命运。最终，约有9万余名德军士兵在1943年2月2日前后向苏军投降并被俘虏，这些幸存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身负重伤，或是饱受疾病、冻伤以及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折磨而濒临死亡。

笔者试图通过下文来还原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伤病员及饥饿者们的境遇，探讨他们所能获得的医疗救治，绝望的空运撤离，以及最终，在满目疮痍的斯大林格勒废墟的地下室中，德军医疗保障体系的彻底崩溃。

现存的材料与记录极为零散，本文主要依据已出版的文献资料、斯大林格勒幸存医生的证言，以及残存的官方档案来进行历史重构，最终所呈现出的，是对一支逐渐走向毁灭的军队的残酷写照。

一、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医疗保障

在二战早期发生的强调快速推进的机动作战[2]中，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从一开始就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后方的医疗单位难以跟上作战部队的推进步伐，这一问题在德国入侵波兰、比荷卢三国及法国时体现得尤为显著。

虽然这些战争经验已被德军纳入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中，但当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后，德军的医疗保障体系又一次面临从未遭遇过的全新困境 —— 由于德军此前并没有考虑到大规模的撤退行动，甚至是部队长期陷入围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也无法临时地作出有效的应对。

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是物资供应的匮乏，其主要原因是运输能力的严重不足。例如，在哈尔科夫等东线前线城市设立的医疗物资仓库原本应为前线部队提供补给，但由于德军优先将大部分的运输工具用于运送增援部队及弹药，使得这些医疗物资无法运抵主战场。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量的德军伤病员也无法及时且妥善地被转移至后方医院，极大地影响了后方医院的接收能力。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伤员撤离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空运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在第6集团军被围期间，德国空军始终无法提供足够多的运输机来满足过于庞大的伤员撤离需求。由于运输机内部的担架位置极为有限，使得重伤员几乎无法按照实际需求的比例被送出包围圈。此外，高空飞行的压力变化对于重伤员而言更是致命的威胁，这进一步地限制了重伤员的撤离可能性。

然而，除了运输问题外，德军的医疗系统还遭遇了一系列的特殊挑战，这些问题主要由极端的低温、严重的食物短缺、衣物供应不足和恶劣的居住环境等因素所造成。这些问题已完全超出了军医和医务兵的能力范围，他们几乎无力解决这些根本性的生存困境。

a）伤病情况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医疗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大量伤员的激增，另一方面是严重冻伤病例的不断增加。

在众多伤情中，腹部中弹或弹片穿透腹腔的伤势最为棘手。这类极其危重的伤势往往会导致肠道和胃部多处被击穿，本应接受紧急手术。然而，由于手术耗时过长，且即使完成手术，伤员的存活率依然非常低，使得这类伤员通常得不到有效的救治。

即便在相对完善的战地医院环境下，腹部手术通常需要整支外科手术团队连续工作1.5至2小时，而术后死亡率高达50%[3]。因此前线的医疗人员只能优先处理存活率较高的伤员，这使得腹部中弹者基本被放弃。由于这类伤员无法自行行走且通常需要平躺运送，导致其在空运撤离时会占用较大的空间，因此他们被成功撤离的几率也极低[4]。

其他类型的伤情在手术团队不间断的工作中得到了大量处理，其中，因极寒环境而日益增加的重度冻伤成为医疗部门的巨大负担。由于保暖衣物严重不足，在零下30℃的气温下，士兵们的双脚、双手和耳朵成为冻伤的重灾区，其中III级和IV级冻伤尤为普遍。这类冻伤往往会导致组织坏死，为了防止湿性坏疽的出现及其引发的败血症，医生通常不得不对伤员进行截肢。

西奥多·普利维尔（Theodor Plievier）在他经过深入调查而撰写的纪实小说《斯大林格勒》中，基于德军战俘的证词[5]，再现了包围圈内战地手术团队的工作情景。尽管人物是虚构的，但书中描绘的战地医疗状况高度贴近现实[6]。在此引用普利维尔的描述，或许能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的绝望境地[7]：

浑浊空气中弥漫着伤口的气息。[…] 一具血肉模糊的身体被抬走，另一具随即被放上手术台。流了一地的鲜血蔓延在木板上，没人抬起头看一眼，夜晚过去，白昼到来，鲍姆勒医生站在一滩血泊之中。

伤员排成的长队似乎永无止境，而有效的外科手术治疗手段却极为有限：

大腿中弹，弹片用手术刀剜出，注射破伤风针，包扎。下一个，臀部中弹。病人趴在乙醚麻醉枕上，外套盖在头上，裤子褪至大腿，双脚仍套着沾满泥土的沉重军靴。去除伤口周围的破碎布料，清理创口，放入利凡诺引流条。

对于许多病例，尤其是头部或腹部枪伤，医生们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下一个，腹部中弹，无望了。在入射的伤口处敷上一块绷带，放到一旁。下一个！

在伤员持续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医生们往往连续数天不眠不休地进行手术，仅靠短暂的休息来支撑，直到彻底精疲力竭。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外科手术上，随着包围圈的封闭，术后药物供应的短缺也迅速成为严重危机。

在库存允许的情况下，伤员和被截肢的冻伤士兵可以获得吗啡及其替代品潘托邦（Pantopon）、地劳迪德（Dilaudid）和优可达（Eukodal）来缓解疼痛。在包围圈刚被封锁的最初几天，失血可以通过储存血液和直接输血，或是通过生理盐水和图托福辛（Tutofusin）、诺莫盐（Normosal）、葡萄糖剂（Dextropur）等营养溶液的输液来补充。然而，寒冷的天气带来了额外的困难，这些输液用的液体经常被冻结，必须先解冻后才能使用。

由于补给已经无法得到保证，这种有限的救治手段也很快走向崩溃。1942年12月初，包围圈内的药品、输液和血液替代品几乎全部消耗殆尽[8]，至关重要的的图托福辛迅速枯竭，而血型测试试剂也告罄，使得战地输血变得极为困难。

药品补给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运输能力来进行转运。尽管德军在哈尔科夫囤积了约1800吨的医疗物资，由于运力不足，包围圈外的萨哈罗夫斯科耶（Sacharowskoj）、莫罗佐夫斯卡亚（Morosowskaja）和卡缅斯克（Kamensk）等医疗站的物资补给全部中断[9]，而这些物资也根本无法送入包围圈，使得包围圈内外科医生的工作被简化为纯粹的手术操作，他们根本无法为伤员提供至关重要的术后护理。

随着围困时间的延长，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传染病的发病率开始上升。其中，传染性肝炎（黄疸）的病例显著增加，而日常可见的疾病包括流感样感染和各种腹泻疾病，这些腹泻病大多是相对温和的肠胃炎或结肠炎，通常不需要住院治疗。相比之下，黄疸和痢疾患者必须接受住院治疗，以防止病情恶化和进一步传染。

值得注意的是，在曾经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士兵（有即"巴尔干病史"患者）中，疟疾复发（三日疟和四日疟）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包围圈形成之前，这些疾病连同黄疸就已对德军造成了人员损失，这些士兵即使服用阿的平（Atebrin，一种抗疟药），仍然难以防止旧病复发。

不过，由于季节原因，在包围圈内已不再出现新的疟疾病例。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由蚊虫传播的草原热（Pappatacifieber），这是一种在夏秋季流行的高热病毒传染病，在晚夏和秋季时已经严重削弱了德军部队的战斗力。

至于大型疫病，直到在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向苏军投降后的最初几周，才开始大规模地爆发斑疹伤寒和其他传染病。被围期间，虽然包围圈内的环境极端恶劣，但直到德军正式投降前，包围圈内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

除了负伤、冻伤和疾病之外，由于食物配给完全不足，饥饿成为了导致士兵整体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的致命因素，加速了第6集团军那缓慢而无声的覆灭。原本就只拥有极其有限的救治能力的医生们，对于这样的境况根本无计可施。

b）医生状况

目前已无法考证被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军医的确切人数。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数量远超曼弗雷德·克里希（Manfred Kehrig）所记录的23名医疗军官[10]，但可能也少于600人 —— 这是当时被空运进包围圈的德军病理学家汉斯·吉尔根松（Hans Girgensohn）所回忆的数字[11]。

根据记录，截至1942年12月初，第6集团军的高级医疗军官包括：

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医疗中将，雷诺尔迪博士（Dr. Renoldi）[12]

军医总监副官：医疗少校，格哈德·辛格-沃尔特豪斯博士（Dr. Gerhard Singer-Wolthaus）

化学战医疗官：预备役医疗上尉，卡尔-阿道夫·塞格尔博士（Dr. Karl-Adolf Seggel）

战地外科顾问：医疗少校，格罗斯博士（Dr. Groß）

战地内科顾问：医疗少校，维斯特法尔教授（Professor Westphal）

第51军医务长：医疗上校，卡尔·阿恩特博士（Dr. Karl Arndt），曾短暂代理雷诺尔迪的职责

病理学家：医疗上尉，汉斯·吉尔根松博士。

此外，据统计，在包围圈内至少仍有：

9名外科医生

4名内科医生

3名耳鼻喉科医生

2名眼科医生

除了这些军衔较高的医疗军官，还有大量的年轻军医，他们大多刚刚完成学业，就直接被派往东线前线，作为基层军医或是师医官的助理，在各类战地医疗单位中目睹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士兵们所遭遇的惨剧。随着战局的崩溃，许多年轻军医与他们照料的伤员一起沦为战俘。汉斯·迪博尔德（Hans Dibold）在他的战俘营回忆录中提到了部分被俘医生的名字[13]，然而，还有许多医生的名字未能留下记录，他们与无数伤病员一起消失在战火、疾病与饥饿之中。

c）医疗设施

由于战局恶化，在包围圈收紧后，大多数师级部队的伤员收容站、主要救护站和小型医疗站要么相继失守，要么不断迁移。最终，随着1943年1月10日的苏军总攻的展开，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德军的整个医疗系统彻底崩溃。因此，这些小型医疗站的确切位置、持续时间及运作情况，如今已难以考证。

然而，包围圈内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医疗设施，曾勉强维持数千名伤病员的收治，其运作情况较为清晰。

1942年12月初，德军在皮托姆尼克（Pitomnik）机场附近设立了一座大型医疗收容站，专门用于集中和救治等待空运撤离的重伤员，该医疗中心由第542军级卫生连（Armeesanitätskompanie 542）的部分人员和第1/541战地医院（Kriegslazarett 1/541）组建而成[14]；在巴萨尔吉诺（Basargino）临时机场也设有功能类似但规模较小的医疗设施。

从1942年12月初至苏军1月进攻开始前，德军在一度是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上将司令部所在地的古姆拉克设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战地医院，该设施由第1/542军级野战医院（Armeefeldlazarett 1/542）、第1/541战地医院的部分医疗队、第1/542军级卫生连以及其他小型卫生连合并组成[15]。此外，该医院从卡尔波夫卡国营农场（Sowchose Karpowka）的医疗物资储备站获得了约100吨药品、绷带和其他医疗物资。这个医疗物资储备站由军药剂师布鲁赫（Stabsapotheker Bruch）负责管理。

截至1942年12月初，德军仍能维持一定数量的卡车用于伤病员的转运。当时，古姆拉克战地医院登记在册的伤病员有1437人，而整个包围圈内大约有4000至5000名伤病员[16]。

如果德军能够在苏军完成合围前顺利执行伤员撤离工作的话，将能极大地减少受困于包围圈内的伤员数量。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与此相反，德军的伤员撤离工作面临着诸多阻碍。

在包围圈被封闭的前一天，即1942年11月18日，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雷诺尔迪将军就已指出使用返程的战地医院列车（Lazarettzüge）撤离伤员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这些列车在返程途中被从战场撤退的部队和归国休假的士兵所占用，部分车厢甚至严重受损并被洗劫一空。此外，原本专门调配用于拖运医院列车的机车，由于被高层重新指派去执行其他任务而被迫返回，这使得医院列车不得不长时间滞留在车站，其等待时间最长可达18小时。雷诺尔迪将军指出，由于上述的这些干扰，伤病员撤离受阻所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挽回[17]。

实际上，在包围圈尚未完全封闭时，由于伤员和病患的撤离进展极为缓慢，这种撤离不畅所造成的人员积压，直接导致德军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形成之初就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随着包围圈的逐步收紧，由于德军的医疗站点不得不随战线后撤而被逐一放弃，来自西部战线的伤病员，不断涌入包围圈内部本已超负荷运作的医疗设施[18]，使得包围圈内医疗体系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无声的死亡 - 包围圈内的饥饿状况

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形成后不久，留守在包围圈内的军医们开始注意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死亡案例的激增 —— 这些死亡既非直接的战伤，也非疾病或是冻伤所致。

实际上，在包围圈形成后，第6集团军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后勤供应短缺，食物方面的短缺所造成的影响立即显现出来，所谓的"无法解释的死亡"，明显就是纯粹的饥饿致死[19]。然而，在军队内部，"饥饿"这个词几乎成为了某种禁忌，人们只能私下讨论这个问题，而官方对这些死亡案例的"推测"死因则是"失温"与"极度疲劳"。包围圈内的近600名军医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没有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京特•特普克（Günter Toepke）在他的斯大林格勒回忆录中如此记述道[20]：

"军医们密切关注着士兵的健康状况。他们在许多士兵身上发现了四肢浮肿的症状，这种‘饥饿性水肿’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直接后果。

一些本来很轻微的疾病，如流感或是感冒等症状，现在却经常会导致死亡。

截至此时（笔者注：即圣诞节前后），根据军医总监雷诺尔迪将军的统计，仅因轻微疾病而死亡的士兵就已有56人。但在所有死亡报告中，没有一例被正式标注为‘死于饥饿’—— 这些死亡证明上只写着‘急性疾病’的诊断。"

由于出现了大量未受外伤却不明原因的死亡案例，德军位于包围圈外莫罗佐夫斯卡娅（Morosowskaja）的军医部决定对此展开调查。1942年12月15日，军医部指派遣病理学家汉斯·吉尔根松前往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查明这些士兵的真实死因[21]。

12月18日，吉尔根松成功被空运至皮托姆尼克机场。刚抵达时，他便得到了化学战医疗官预备役军医上尉塞格尔的接待，塞格尔向吉尔根松简要地介绍了包围圈内的医疗状况。随后，吉尔根松被送往古姆拉克火车站附近的战地医院，这个医院紧邻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

吉尔根松回忆道，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极端恶劣的环境相比，他的住宿条件算得上"奢华"[22]：

"我的住所是一座在陡峭的巴尔卡山谷（Balka）黄土坡上挖掘而成的地堡，其外墙由木材搭建，里面竟然还有两张双层行军床，甚至还配有被单（！）。房间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铁炉子，炉子燃烧的是从斯大林格勒废墟中拆下来的木材。"

然而，医院的实际情况却远不如这间"奢华地堡"：

"伤员们被拥挤地安置在一座临时搭建的木制营房里，空间极为狭小，几乎无法动弹。"

根据吉尔根松的回忆，各师的军医通过电话向他报告需要检查的死亡案例，然后他将带着两名助手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尸检：

"在这个直径约30到50公里的包围圈内，前往尸检地点的旅程异常艰辛。我们必须不断地随机应变，寻找各种非常规的方法才能抵达。用于尸检的解剖室可能是一处地堡，一座临时清空的村庄农舍的房间，或是一节火车车厢，又或者只是一顶简陋的帐篷。"

在一次任务中，吉尔根松甚至不得不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地里，在持续不断的敌机轰炸下，连续进行三次尸检：

"不断有人从一个小地堡中送来热水，以便我能解冻我那戴着橡胶手套的僵硬手指。"

严寒不仅影响了吉尔根松的操作，也直接影响到尸检本身。由于极端的寒冷，许多待检查的尸体已经彻底冻硬，变得像玻璃一样坚硬，根本无法直接解剖。尸检团队必须先设法将尸体解冻，才能进行检查。

在1942年12月19日至31日之间，吉尔根松总共对50具遗体进行了尸检，其中有25例完全符合典型的饥饿死亡特征。在这些尸检中，吉尔根松团队发现的关键证据包括："全身脂肪组织完全消失"，"心脏和肝脏严重萎缩（器官萎缩）"，"骨骼肌严重萎缩"以及"右心室扩张"，这些都是典型的饥饿性营养不良的生理特征。

然而，最令人绝望的发现是，即使这些处于极度饥饿的士兵在最后时刻获得了高热量的食物，他们也无法存活下来，这反而会让他们会死得更快。对于这些悄无声息地死去的士兵，吉尔根松如此记录道：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名在岗位上执勤的士兵向巡逻时路过的中士报告道：‘我感觉好多了，我现在想吃点东西。’中士于是给了他一小块罐装脂肪肉（这是优先被空运进入包围圈的高热量食品）。然而，在下一次巡逻时，其他士兵却发现他已经死去了。

在对类似的案例进行尸检时，我们总能在遗体那完全没有脂肪组织的肠系膜中，观察到所有淋巴管因吸收了脂肪而充盈着鼓胀的黄色内容物，这种景象通常只有在实验室的解剖灌注标本中才会看到。当久经饥饿、濒临崩溃的身体重新开始消化食物时，其循环系统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负担，最终导致了死亡。"

吉尔根松的尸检还揭示了一些早在包围圈形成之前就已埋下的致命错误。其中，第113步兵师的士兵饥饿死亡率最高，而这一悲剧的根源，竟然与该师在数月前的后勤决策有关。早在1942年秋季，第113步兵师的军需官因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泥泞季节可能会导致补给中断，便提前削减了士兵的日常口粮，以囤积粮食，为未来的恶劣天气做准备。讽刺的是，这一决定在当时被第6集团军军需处视为"优秀管理"的案例而受到表彰。

当包围圈形成后，德军不得不将所有剩余的物资尽量平均分配给各个单位，以维持部队整体的战斗力。结果，此前就已节食囤粮而"补给充足"的第113步兵师的士兵，由于已经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在饥荒真正来临时，他们比其他部队更快地成为了饥饿死亡的主要受害者。

为了充饥，第6集团军宰杀了大量的马匹以获取马肉，无法食用的马蹄则被弃置。

然而，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并不只有德军士兵因饥饿而死，被德军所俘虏的苏军战俘饱受了更加悲惨的处境。1942年圣诞节前夕，约约3500名苏联战俘被关押在沃罗波诺沃（Woroponowo）战俘营和古姆拉克附近的收容所[23]，他们被迫生活在毫无生存条件的狭小空间内。

德军第6集团军的高层完全知晓这些战俘的惨状。1942年圣诞节前后，当时任职于第6集团军司令部军需处的特普克上尉向军需官[24]汇报了苏军战俘的情况[25]：

"有2人向他证实，战俘营（笔者注：可能为沃罗波诺沃战俘营）的状况同样惨不忍睹。看着那些人受苦，却又对此无能为力，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大多数战俘都出现了四肢浮肿的症状，斑疹伤寒正在迅速蔓延，营地里每天都有近20人死去。这些极度虚弱的身体已完全丧失了抵抗力，而他们的死亡证明上的死因被统一标注为斑疹伤寒。"

面对这一绝境，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在1943年1月14日下令释放战俘，希望他们能够自行求生。然而，这一命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已无法得到确认。实际上，当保卢斯下令释放战俘时，大多数的战俘可能早已死亡。

德国诗人埃里希·魏内特（Erich Weinert）以德籍志愿兵的身份加入了苏联红军，自1942年12月2日起开始参与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苏军心理战宣传，通过广播喊话劝降被围困的德军士兵。1943年1月25日，在苏军解放古姆拉克后，魏内特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惨不忍睹的可怖景象[26]：

"清晨，我们经过了古姆拉克。一些遭受德军轰炸的房屋仍在冒烟，整片大地只剩下废墟与遗骸。夜间的降雪部分地覆盖了这些恐怖的景象，但仍有光秃秃的头骨、脚掌或手掌从雪中露出来。

在一个峡谷里，我们发现了一座尸体堆，那里堆满了苏军战俘的遗骸。他们几乎赤身裸体，骨瘦如柴，皮肤已经变成黑褐色，被随意丢弃在一起。这些尸体一段已经被遗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他们要么是被活活饿死的，要么是被折磨致死的。"

负责调查不明死因的病理学家吉尔根松也解剖过因饥饿而死亡的苏联战俘。在一次尸检中，吉尔根松检查了三名曾作为"志愿辅助人员（Hilfswillige，即Hiwi）"服务于德军的苏联战俘的遗体。当时，一名年轻的德军军官向吉尔根松询问这些人的死因，当吉尔根松明确地将死因诊断为"饥饿死亡"时，这名军官对此极为震惊，并表示这根本不可能发生[27]：

"他们的口粮和我们一样啊——每天三片面包，外加半升的‘优质’马肉汤（其实就是水加上4到5块小肉丁）。"

然而，根据特普克的回忆，这位年轻军官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由于苏联战俘那极度虚弱的身体状况，当他们再也无法为德军提供劳动力时，他们的生命便彻底失去了价值[28]：

"由于补给情况日益恶化，已经无法考虑让俄国人继续工作了。起初，（沃罗波诺沃）营地和我们的部队一样，用自己的车辆从斯大林格勒市的大粮仓中获取了大量的补给。但现在这些储备像其他地方一样已经耗尽。因此，战俘们只能依靠分配到的食物配给生存。

虽然战俘们的配给量与我们的部队相同，但区别在于我们的部队仍然可以用自己的小额储备来增加餐食，而战俘们只能完全依赖配给。此外，战俘们也没有获得香烟、巧克力和糖果等特殊配给。"

1942年圣诞节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粮食状况急剧恶化。就在吉尔根松仍在包围圈内进行尸检工作时，第6集团军已不得不进一步削减配给。根据1942年12月26日发布的命令，面包配给从每人每天100克减少到50克。这一减配命令本应在圣诞节前下达，但为了稳定军心，第6集团军司令部刻意拖延了发布的时间。然而，部分部队因补给已告罄，不得不在圣诞节之前就开始削减每日口粮配给。

摄于1942年圣诞节，最后一匹马的屠宰。

此外，德军每日食物供应结构如下：午餐分发一升汤，这些汤不含脂肪，主要由豆类或其他低热量食材熬制；完善会分发少量的罐头食品，或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配给情况再来一碗稀汤。这种营养与热量都极度匮乏的伙食，很快就导致德军士兵普遍出现了体力衰竭的症状[29]。

1942年12月31日的新年前夜，吉尔根松完成了他的最终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明确无误地指出，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正在因饥饿死亡。1943年1月1日早晨，吉尔根松将报告交给预备役军医上尉塞格尔，后者立即将报告直接呈交给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30]。

仅五天后，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雷诺尔迪将军也在一封写给第6集团军军需总监的信中，以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描述了德军的饥饿状况[31]：

"自1942年12月初以来，全军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饥饿实验（Hungerexperiment）’按照当时制定的 —— 至今仍然有效的 —— 口粮标准，每名士兵每天摄入的食物量，仅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者正常所需的一半。毫无疑问，在特殊情况下，士兵可以在短期内忍受这样的饥饿配给，而不会立即出现严重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第6集团军的后勤部门迅速采纳了这份以"谨慎"的言辞表述了包围圈内严重的营养不良状况及其后果的报告，并且提出了一项微不足道的改进建议——将每日配给标准提高到3200千卡。

当然，在雷诺尔迪将军的报告中，最令人震惊的词汇莫过于"饥饿实验"。然而，我们今日已无从考证这个词究竟是带有讽刺意味，还是他真的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大规模饥饿现象当作一次生理学实验。

在历史上，这样的"实验"并非没有先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实存在类似的思维方式。然而，在1943年1月的斯大林格勒，在第6集团军所面临的那场具体的灾难情境中，这种观点至少是脱离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冷酷的，因为在雷诺尔迪将军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绝非什么营养学上的实验，而是一场由德军最高指挥层的失职所直接导致的、完全不具任何科学性质的大规模营养灾难。

在二战期间，确实发生过此类蓄意并系统性执行的灭绝性实验，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而是在发生德国设立的苏军战俘营中。早在1941年夏季，德国就开始在这些苏军战俘营内实施极端的饥饿政策，苏军战俘的每日配给热量远低于生存所需的最低标准[32]。讽刺的是，哪怕是这些苏军战俘营的口粮配额，也都比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要高。

此外，雷诺尔迪将军在报告中只字未提吉尔根松在包围圈内所进行的尸检调查。事实上，雷诺尔迪甚至对此完全不知情，他既不知道吉尔根松为何被召入包围圈[33]，也不知道吉尔根松何时抵达了包围圈。

三、最后的希望 - 伤员的空运撤离

自1942年11月22日包围圈彻底封闭后，德军伤病员便只能通过空运的方式撤出包围圈。

轻伤员通常被空运至莫罗佐夫斯克（Morozovsk），重伤员则被送往塔钦斯卡亚（Tacinskaja）[34]。包围圈内可供使用的机场包括：巴扎尔吉诺机场（可用至1943年1月14日）、皮托姆尼克机场（可用至1月16日）和古姆拉克机场（可用至1月22日）。

1月9日至29日，斯大林格勒周边态势图。苏军筹划多日终于发起的"指环"行动，逐渐压缩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德军可用的机场也随着苏军的推进而不断减少。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空中桥梁，虚线为补给线路，飞机标志为各可用机场的位置。

除此之外，德军在距离斯大林格勒市区仅几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斯基（Stalingradskij）修建了一条简易野战跑道，这条跑道在古姆拉克机场失守后还能使用几天。虽然该跑道始终处于苏军炮火威胁之下，但仍有一些运输机成功在那里着陆并带走部分伤员，最后一架运输机于1943年1月23日从斯大林格勒斯基起飞。

伤病员以各种方式设法抵达机场，有些人得以乘坐车辆，但更多人只能步行前往，更有甚者只能靠爬行前进[35]。

对那些幸运登上撤离航班的伤员来说，安全降落在莫罗佐夫斯克或塔钦斯卡亚，确实意味着他们暂时脱离了斯大林格勒的死亡陷阱。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就此获救，毕竟德军无法百分百地保障将伤病员从落地机场迅速转运至后方医疗点 —— 无论是从落地机场的初步转运，还是后续的铁路运输，德军在转运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严重的瓶颈。

现如今，已无法精确统计在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1月23日期间，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空运出的伤病员和健康人员的总数。根据不同来源的文献，这一数字大致在29,000到45,000之间。而根据未获得验证的"皮克特日记（Tagebuch Pickert）"的统计，从1942年11月25日到1943年1月11日期间，总计撤离伤员24,776人，相当于平均每天撤离516人[36]。而皮托姆尼克机场在12月初的估计撤离数字显示，在11月19日至12月2日期间，约有2,000名伤病员被空运撤离[37]。

每日撤离的伤员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日的飞行条件与飞行任务执行状况，因此这一数字始终波动不定。例如，在1942年11月30日，从皮托姆尼克机场成功撤离了约660名伤病员，而前一天的撤离人数仅194人[38]。在相对"正常"运输条件下，包围圈内对撤离人数进行统计时，计算的是登上飞机的人数，而非最终安全抵达的人数[39]。因此，目前已无法确切知晓有多少起飞的人最终得以安全着陆。

这些运输机大多严重超载，需在苏军的炮火下起降，即便是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它们也时常遭受苏联战斗机的持续追击。据统计，至少有495架用于包围圈空运的运输机损失，仅从数字上来推算的话，这意味着可能总计有数千名飞行员与伤病员在空运撤离途中丧生。

摄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正在被装载上JU 52运输机的伤员。那些设法登上飞机，并在飞机飞离斯大林格勒时没有被击落的人，都是侥幸逃脱死亡命运的幸运儿。

在皮托姆尼克机场，所谓"有序"的伤员撤离流程大致如下：由一个配有五至六名军医的卫生连，负责对那些临时安置在机场周围的空军掩体与地堡中的伤员进行收拢、筛选与分类，并负责将伤病员转运至机场跑道[40]。在完成乘客名单的登记后，还需要确保每一架卸载完补给的运输机能够立即装载伤病员并迅速起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生们还会为即将起飞的伤病员提供简单但却必要的临行护理。

据第6集团军军医的回忆，这一流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且运行得相当出色。每位被转运的伤员都会获得一张由所属单位开具的证明，上面会注明伤病员的姓名与伤情。在登机前，一名医生逐一复核这些信息，以确保记录准确无误。

尽管如此，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钻空子"的情况：有人开始伪造伤情，试图借此逃离前线。当此类案例在军官群体中出现得愈发频繁时，第6集团军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所有军官只有在经过集团军军医总监的亲自审查与批准后才能登机撤离。然而，在高峰时期，即那些运输条件相对有利，每日可撤离的伤病员超过一千人的日子里，军医根本无力对所有的登机人员进行详细的核查[41]。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审核的军医需要为其签署的撤离名单负个人责任[42]。有时，德军也会系统性地开展"清查行动"，搜寻所谓的"怯战者"。例如，根据第6集团军军需处于1942年11月29日的战争日志[43]：

"在皮托姆尼克机场对滞留的伤员进行了一次针对怯战者的清查行动。此次行动共发现150至200名怯战者，这些人被遣返回所属的部队。"

根据军医总监的回忆，直到机场临近撤空时，才真正出现恐慌或严重拥堵的状况，而在此之前，"一切情况都仍在掌控之中"[44]。然而，这种说法显然与现实不符，在包围圈形成后不久，所谓的"可控事态"就已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撤离危机，每天新增的伤员数量已远远超过空军可实现的撤运能力。

托普克上尉自1942年12月11日起开始在第6集团军军需处任职，他回忆起12月15日他与军需官库诺夫斯基（Kunowski）少校一起得出的那个令人沮丧的伤员撤离统计结果[45]：

"结论是毁灭性的。[...]

机场上的伤员越聚越多，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实际能够起飞的人数，远远跟不上转送到机场的伤员数量。"

显而易见，负责伤病员撤离事务的军医总监雷诺尔迪将军（根据包围圈内军医团队的传言，他是被保卢斯亲自下令调入包围圈内的），对于组织各师所属医疗单位将伤员转运至机场的任务上，已完全不堪重负[46]。尽管他的副官与军需处密切协作，力图确保集团军"可精确掌控伤员的撤离动向"[47]，但这一努力对于现实而言几乎毫无意义，毕竟德军既没有足够的空运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场地条件来安置并撤离成千上万的伤病员[48]。机场周边的简易收容设施早已人满为患[49]，其过度拥挤的局面不仅是因为被调配用于运输的飞机数量严重不足，还与军医总监缺乏有效的管理、调度与协调能力有关。

在斯大林格勒的空运中，竭尽全力的德国空军取得了超乎常人想象的成就，然而，由于可用飞机的严重短缺而导致的补给不足，让许多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因饥饿而死。这张照片展示了停靠在塔钦斯卡亚机场的Ju 52运输机，该机场是包围圈外的一个补给基地。1942年12月24日，这个机场被苏军占领。

自1943年1月10日苏军开始发起大规模反攻开始后，局势骤然恶化。1月12日，在包围圈西线的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第6集团军被迫放弃位于迪米特里耶夫卡、卡尔波夫卡、新阿列克谢耶夫卡和巴尔布金的主要救护站。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成百上千名德军重伤员被集中装载于一切尚可行动的车辆上，从这些前沿阵地向东部的斯大林格勒方向撤离。这些混乱无序的撤退车队中的一部分车辆，最终成功抵达皮托姆尼克机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那里本已失控的局势。

随着苏军压力日益加剧，再加上关于皮托姆尼克机场即将失守的传言愈演愈烈，让本就脆弱不堪的机场秩序迅速崩解。第6集团军工兵指挥官赫伯特·塞勒（Herbert Selle）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局势的失控：早在1月12日，机场就在"毫无明显原因"的情况下被放弃了。在撤离机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并不光彩的场面"。在塞勒看来，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50]：

"当时，周围目光所及之处，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俄国人。突然之间，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慌情绪迅速扩散开来，一切顿时陷入失控之中，失却了内在纪律的人们无视了一切命令，只听从那种源自本能的生存冲动，人群开始不顾一切地朝向后方疯狂逃窜。"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详细地还原塞勒所提及的那些发生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的"不光彩场面"，但可以确认的是，早在机场被放弃的前几日，机场及其约500米外的卫生连驻地就已经聚集了大量伤病员，以至于即便机场处于运作正常的有序状态，这些伤病员中的大多数人也几乎不可能获得空运撤离的生还机会。

战线的逼近、饥饿、冻伤、伤情恶化、登机前的筛选残酷，以及每个人对机场失守后自身命运的清醒预感，共同构成了皮托姆尼克被放弃前夕出现混乱局面的深层诱因。而当"敌方坦克已经逼近"的传言，恰好与两架飞机即将起飞的信息同时传来，且这两架飞机极有可能是最后的撤离机会时，所有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

在最后几架飞机起飞之前，甚至起飞过程中，发生了多起士兵试图以暴力手段冲向飞机的事件。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可以确定，为了确保最后几架飞机能顺利起飞，地勤人员确实采取了武力手段来驱离冲击飞机的士兵。目前已无从考证地勤人员是否被下达了明确的开火命令，考虑到当时的局势极度混乱，命令被下达的可能性并不大。

发生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的这些事件并没有被系统地记录在档案中，与之相关的幸存者回忆与零星证词虽然不多，却足矣说明当时的绝望境况。

被空运至包围圈的病理学家吉尔根松的妻子吉泽拉·吉尔根松（Gisela Girgensohn）曾回忆起她已故叔叔瓦尔特·弗勒格尔斯（Walter Vleugels）的经历[51]：

"我父亲的兄弟、工程师瓦尔特·弗勒格尔斯，在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告诉我，他这辈子最可怕的战争记忆，就是随运输机飞抵斯大林格勒的皮托姆尼克机场（他是机组成员，不是飞行员）。

在准备返航起飞之际，蜂拥而至的士兵强行冲击飞机。在起飞的那一刻，有人厉声尖叫着扑向螺旋桨，还有人死死抓住容克飞机的起落架不放……"

普利维尔在其纪实小说《斯大林格勒》中，基于德军战俘的证词，生动再现了皮托姆尼克机场那混乱无比的末日场景。他用文学的笔触，深刻地塑造了一段即便对亲历者而言也难以回溯重建的历史景象[52]：

"运输机徐徐降落[...]数百名伤员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从伤员帐篷奔向跑道，他们在竭尽全力地加快自己的步伐[...]无数双裹着破布、毯子、帐篷布的腿脚所发出的沉重脚步声，在雪地上拖沓作响。

[...]当然，一些跑得更快的人强行冲破了跛行者与半残者组成的人群，他们那瞪得滚圆的双眼闪烁着光芒，嘴巴张大，鼻孔张开，气喘吁吁地逼近飞机。他们从那些被撞倒，被踩踏的人的身上冲了过去，那些倒下的可怜人面朝雪地，已无法再次爬起来。至于那些走得不够快、被甩在后面的人，则是发出了绝望的嘶喊。

[...]散兵、伤员、担架员、士兵、军官，所有人全都在推搡、挣扎、呜咽着涌向飞机。然而飞机却只能容纳二十个人，甚至连运来的补给都只卸下了一半。飞行员已别无选择，没有帮手，没有时间，浓雾正在升腾，他只能爬进驾驶舱。

引擎开始轰鸣，螺旋桨卷起积雪。被抛下的人群发出凄厉的哀嚎。

机舱门依旧敞开着，太多的胳膊、腿、身躯挂在外面。

飞机因超载而两度触地，最后才勉强得以升空。

[...]皮托姆尼克上空，夜幕降临，天色昏暗。"

1943年1月14日，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雷诺尔迪亲眼目睹了巴萨尔吉诺机场被放弃的全过程。他对此感到困惑不已，因为在他看来，机场周围并未发现任何苏军的踪影。正如报告所言，"在最后的关头"，机场的局势已"完全失控"。然而，根据雷诺尔迪描述，从他那距离跑道不过咫尺之遥的临时驻地 —— 一辆半埋在雪地中的车辆中，他并没有看见"任何俄国人"的身影[53]。

随后，雷诺尔迪前往古姆拉克机场，试图继续执行他的监督任务，但那里的情况与皮托姆尼克如出一辙，所谓的"有序撤离伤员"已无从谈起。正是在这个临时搭建且简陋异常，亦是第6集团军最后仅剩的两个机场之一的古拉姆克机场，几近绝望的士兵们也同样竭尽全力，以最后的气力冲向尚能起飞的运输机，希望能抓住一线生机。

关于古姆拉克机场的情况，目前留存的数份来自空军人员（大多是飞行员）的报告，让我们得以窥见在那些绝望伤员们拼命求生的惨烈景象。

1943年1月17日，一架运输机在准备起飞时遭遇了干扰：一群彻底失控、未能登上飞机的伤员涌向跑道，阻碍了飞机起飞，空军军官不得不动用冲锋枪阻止人群强行登机。最终，只有极少数伤势严重的伤员被成功撤离，正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已濒临极限，才在这场无序的挤兑中争得一席之位，被优先送上了飞机[54]，至于那些早已筋疲力尽但却尚有行动能力的人，则被抛在了原地。

1月19日，情况愈加失控。一群轻伤员在绝望中直接冲向正在滑行的飞机，有人甚至不等运输机完成卸货，就开始疯狂攀上飞机。地勤人员用木棍殴打的方式拼命驱散袭来的士兵，在这场混乱中，一名士兵被当场活活打死，而一名军官则被打断了整只手的手指[55]。

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未能撤离伤员的起飞。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由于飞机受损、跑道遭受苏军炮击，或是机场组织混乱等原因，许多航班根本无法搭载任何伤病员[56]。

最为绝望的撤离高潮，最终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最后一条应急跑道——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上演，这条临时跑道一直勉强维持到1943年1月23日。当时，那里已充满末日般的绝望氛围。

约阿希姆·维德尔（Joachim Wieder）根据目击者证词，描述了机场的惨状[57]：

"在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就像此前皮托姆尼克的最后几架飞机起飞时一样，机场跑道上再次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恐慌场景。当苏军步步逼近时，绝望的人群疯狂地冲向即将起飞的飞机，他们紧紧抱住起落架和机身，仿佛只要抓住那架飞机，就能逃离逃脱死亡的命运。"

1月23日，一架Ju 52运输机在苏军的炮火覆盖下勉强起飞，这是最后一批成功撤离包围圈的飞机之一。

次日，德军尝试进行最后一次起飞，但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架飞机再也无法升空，最终落入苏军之手[58]。

四、踏上绝望之路 - 行将就木的第6集团军

尽管在包围圈形成之后，在工事相对完善的北线防区以及斯大林格勒市区内，第6集团军仍能勉强为伤员提供"尚可接受"的安置条件，但在西线防区，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再加上缺乏遮蔽与取暖条件的露营环境，让情况从被包围开始便彻底陷入灾难之中[59]：

"在这样的环境下，刺骨的寒冷夹杂着无情的草原凛风，使得任何形式的照护措施几乎都变得毫无意义。"

数百名伤员、病患和饿殍，就这样在风雪中被活活冻死。在寒冷与饥饿的双重侵蚀下，就连医护人员自身的体力也在迅速衰竭。早在圣诞节前夕，野战医院就已无法进行正常的遗体掩埋工作：

"医护人员根本无力用镐头和铁锹挖开冻得坚硬如石的地面，死者只能被直接放置在裸露的地面上，以覆雪为‘葬’。"

1943年1月8日，苏军顿河方面军总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向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投降建议书，其中明确提及德军在包围圈中的伤病员困境[60]：

"你部被围部队的处境极其艰难，士兵们正忍受着饥饿、疾病与严寒的折磨。俄罗斯的残酷冬季才刚刚开始，更为严酷的霜冻、寒风与暴雪即将到来。而你们的士兵却缺乏御寒的冬装，正处于极其恶劣的卫生条件下。[…]所有伤员、病患及冻伤者都将得到妥善的医疗救助。"

然而，出于"对元首的忠诚"，保卢斯毅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也因此彻底断送了那些将生命托付给他的病弱、负伤、饥饿与正在逐渐被冻死的德军士兵们的最后生机，亲手为自己军队的覆灭铸成了最终的决定性条件。

1943年1月10日，苏军开始向被围德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包围圈内德军伤病员的处境愈加严峻。事实上，在德军拒绝苏联方面的投降提议之前，苏军即将发起攻势的迹象就已相当明显，然而德军既没有为可能激增的伤员数量做准备，更遑论制定将伤员尽可能快地往古姆拉克和斯大林格勒城区方向疏散的应急预案[61]。

摄于1943年冬季，溃散的德军士兵。二战时期，这样的照片从未在德国的报纸上出现过，因为它们不符合纳粹的宣传需要。

这些对于伤病员和医疗人员而言早已非常明显的准备不足，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唯一难题。更为残酷的是，在苏军的进攻刚开始不久，德军高层即下达了一项极不人道的命令，要求各救护站在医护人员撤离之后，方可落入敌手。这个命令相当于将成千上万名无法行动的伤员有意地弃置在零下严寒的必死境地，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取暖设施[62]：

"在这样的处境下，每一个还能勉强站起来的人，都开始挣扎着拖着身躯朝古姆拉克、皮托姆尼克和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前行。"

一支垂死之军就这样缓缓涌向斯大林格勒的废墟[63]：

"溃兵、饥民、冻僵者、病患，[...]第6集团军的残兵败将聚集在一起，辎重和后勤部队带着车辆，艰难地被人力推动着缓慢前行。伤员、病患与被冻伤的人们挤在一起，这些骨瘦如柴、裹着大衣、帐篷布和破布的可怜身影拄着拐杖，他们用稻草和破旧的毛毯裹住自己的那早已冻伤糜烂的双足，踉踉跄跄地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冰冻的土地上蹒跚前行。"

一份于1943年1月24日发往"顿河集团军群"的电报，如实地反映了濒临崩溃的第6集团军所在的最后避难所 —— 斯大林格勒市区之内的混乱景象[64]：

"市区核心区域的情况惨不忍睹，约有两万名无人照料的伤员，藏身于废墟的断壁残垣中。他们之中还混杂着同样数量的饥民、冻病者与溃兵，其中的大多数人因战斗而失去了武器。整个市区都在遭受苏军强烈的炮火轰击。"

并非所有士兵都成功抵达斯大林格勒市区——这座已不再提供庇护，只能稍稍推迟死亡或被俘命运的可疑的"避难所"。在撤往已化为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市区的途中，这支垂死的军队逐渐土崩瓦解，最终消散在沟壑、坑洼、废弃的掩体与残垣断壁之中。

在这条绝望的退路上，约有两万名士兵匍匐躲藏于类似的栖身之所。然而，即便是在这些藏身之地，奄奄一息的人们，也时常为了争夺一丝温暖与一处最后的庇护地而爆发激烈的争斗。瓦森（Waasen）回忆道[65]：

"成群结队的人们像垂死的野兽般般蜷缩在一起，几盏‘兴登堡灯’发出的微弱光源照亮了昏暗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脓液腐臭与排泄物的味道。"

斯大林格勒废墟的瓦砾之海下方，遍布着无数塞满了伤病员的地下室。这些如街道般在地下延伸而出的避难所，大多不具备医疗救助条件，其中的许多地方可能从未有医生踏足，它们几乎无法为伤员、病患和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提供任何真正的庇护，只能带来片刻的温暖，以及短暂安全的幻觉。

摄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三名濒死的德军士兵。

随着包围圈的日益收紧，如同一股"散播着血肉之苦的入侵洪流"[66]，第6集团军的残部不断涌入市中心的地下空间。正是在这最后的藏身之所中，垂死挣扎的第6集团军上演了惨烈无比的最后一幕。约阿希姆·维德尔如此写道[67]：

"在斯大林格勒那片骇人的石头荒漠之下，一座幽冥般的地下王国延伸而出。在那里，残存的生命蜷缩在黑暗之中，被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紧紧笼罩。这是一个充满痛苦与死亡的地狱，成千上万不幸的、被遗弃的、无助的人在这里绝望地等待终结。每一个地洞、每一个掩体、每一个地下室、每一处可供栖身的空间，都早已人满为患。"

在斯大林格勒最后的日子里，最大的"死亡地窖"位于市中心指挥部（即"革命英雄广场"）以及红军俱乐部大楼的地下，每处地下室都容纳了一千多名伤员。剧院的地下室中容纳了约 800人，季莫申科地堡里也住着数百名病患和伤兵，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隧道系统。在包围圈的最后几天，它的通道和房间中已"挤满了伤员与病患"，正如汉斯·迪博尔德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68]：

"人们源源不断的地将新的伤员送入这条看起来似乎永无尽头的地下通道。几天之后，通道的入口被火力封锁，位于敌我前线之间的无人区。送水的人员被敌人击毙。然后，俄国人来了，除了少数人外，他们带走了所有尚能行走的病人，并拆除了照明设施。"

在被俘前的最后时刻，迪博尔德本人躲在格别乌大楼[69]的地下室里。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简陋的救护站，等待苏军的到来。他回忆道，在那个人满为患的地下室中[70]：

"士兵们躺在地板上，或挤在床架和铺位的上下与缝隙之间。伤员们的意志已经彻底崩溃，他们已经无力去做任何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事情。"

不久之后，这位军医与他照料的伤兵一起被苏军俘虏。而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挤满了伤员与死者的市中心指挥部大楼在1月末被苏军炮火命中并引燃，大火迅速吞噬了整座建筑，将其化作一座巨大火葬场[71]。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成功逃出了这个炼狱，它最终在烈焰中燃烧殆尽，仅剩下焦黑的墙体。

在德军投降后，苏军在许多曾作为德军伤员最后避难所的房屋和地下室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常常还能找到尚存一息的生还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2月4日，即德军投降后的第二天来到斯大林格勒，他记录下了他在红军俱乐部的废墟中的发现，这座废弃的建筑曾被改造为伤员收容所[72]：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我们发现了一堆半裸的德军伤员的遗体，这些遗体显然是被其他可能因为太虚弱而无法掩埋或火化死者的幸存者丢弃的。许多死者的手脚都缠着破布；[...]他们看起来都像是被活活饿死的。[...]

当我们凝视着这可怕的景象时，突然，有一个人影从尸体堆中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踉跄着向房间更深处走去，那里的地面上堆满了粪便与污物。

我们惊恐地后退几步，当我们朝他起身的那个地方看去时，发现那里有一个通向地下室的小开口，我们俯身查看，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扑面而来，显然，这下面还有活着的人。

苏军仍忙于掩埋自己的阵亡者，以至于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所有依旧活着的德军士兵。"

在记者所见的情景发生的四天之前，第6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已在斯大林格勒东部和中部的两个包围圈内向苏军投降，两天之前，北部包围圈的德军也投降了。总计有超过90,000名士兵被苏军俘虏，其中的绝大部分士兵均为伤员，且遭受冻伤、疾病以及极度的营养不良的折磨。

然而，投降并没有结束他们的苦难。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落下帷幕，但对于这些伤员、病患和虚弱者而言，这仅仅是通往更深层地狱的一个驿站。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无声地消失在那漫长的"黑暗之谷"[73]—— 苏联的战俘营中。

排成长队的德军战俘正在前往苏军战俘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会在途中倒下，而更多人将会在战俘营中死于疾病与饥饿。

五、附录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Ich will raus aus diesem Wahnsinn）》，第228页。

H.士兵于1943年1月15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父母的战地信件节选：

"在这种补给条件下，我们能否撑下去，是个很大的问号。寒冷与饥饿正在摧毁最强壮的士兵。就像去年一样，脚和手指冻伤的病例越来越多。俄国人每天都在散发大量的传单，劝我们投降，说我们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

但我们也并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尽管我们也明白[...]我们已经根本没有肉吃了。现在我们还剩两匹马，等吃完以后就彻底没有了。我们甚至开始煮马肺来吃，这仅仅只是为了往肚子里填点东西。我现在每天只吃一顿饭，就是午餐。喝完那一碗‘稀汤’，再吃一小块面包，配上香肠或者黄油，然后就开始眼巴巴地期待着第二天中午的到来。

我真想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忍受这种残酷的折磨。家里现在大概已经杀猪了吧？每当我想象着能吃到点肉，我简直快要发疯了。我时常在脑海中幻想能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但越想我就越饿。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本可以对你们隐瞒着一切，写信骗你们说我过得很好，但我希望你们知道真正的情况。"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W 4/v. 264。

H.上等豁免兵于1943年1月13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父母的战地信件节选：

"亲爱的父亲，洛特（Lotte）大概已经告诉您，我们现在被困在斯大林格勒，只能靠飞机空投获得补给。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勉强维持，虽然食物不太充足，但我们还能忍受。

但是，亲爱的父亲，从星期天开始，情况变得非常严重。苏军把包围圈又收紧了一层，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要么被俘虏，要么死亡。虽然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这两种结局，但形势真的很严峻。现在每个人都接到了命令，可以给家里最后一封家书，但必须在今天下午5点前交上去。

亲爱的父亲，我已经被分配到防御阵地担任警戒工作，预计今晚苏军就会发起进攻。倘若命运对我不公，我请求您代我向我亲爱的妻子转达问候，并献上许多亲吻，让她不要为我悲伤，愿她健康长寿。我向您和母亲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您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愿上帝在最后一刻会垂怜我。

所以，我拜托您，亲爱的父亲，请将这封信作为秘密保存好。如果您后来又收到了我的新的来信，就说明我平安无事，那就请将这一封信处理掉吧。

但如果命运注定让我再也无法回到家乡，再也无法见到您、母亲和我那直至最后一刻都仍旧深爱着的妻子——那么，请您，代我向我的妻子传达我最后的问候。"

T.中士于1943年1月13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你们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消息，所以我想给你们写一封信。也许，这将暂时是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们不必自欺欺人，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并非完全没有任何的希望。我相信上帝，也相信所有的善良的灵魂，我们也许还有机会从这个困境中脱身。如果不能，你们也就知道我在哪里，请不必再为我担心。

我知道这些话会让你们经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但我觉得让你们知道真正的情况，总归比一切都蒙在鼓里要好得多。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我现在还健康清醒，手中的枪里还有几发子弹。

[...]

所以，亲爱的，你和孩子们要坚强，不要绝望。我也不能绝望，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祖国，也关系到你们的生命。"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第209页。

F.士兵于1943年1月12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有时候，我感到绝望。获得解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亲爱的，时间紧迫，我已经筋疲力尽，整晚没合眼，谁知道今天又会怎么样。我从未想过会经历这样的事，我的想法是：永远不要再打仗了。

亲爱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惊讶自己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但愿获得解救的那一天还能到来。

亲爱的上帝到现在一直在保佑我，希望他能继续保佑我。"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第201页。

E.于1943年1月10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

现在是时候了，我也将履行作为士兵的责任，面对敌人。对于我而言，生命中的新的篇章即将开始，我顺从命运的安排。现在，我脑海中唯一的念头是：‘上帝为我安排的命运，必定会来到我的面前。’

此外，我的思绪一直牵挂着我亲爱的莫什克（Moschke）：请你们也尽力给予莫什克一些支持。

如果我遭遇不测，那就永别了。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埃尔温。"

摘自《阵亡大学生的战时书信集 1939-1945（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1939-1945）》，第205页。

K.R. 神学博士、医学博士，斯大林格勒德军军医，于1943年1月7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几乎没有任何尘世的希望了，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必然的死亡，或者是处于毫无怜悯的环境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战俘生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初对于局势很快会有所好转的希望已然破灭，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继续坚持很长的时间。

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至今还设法保持着内心的坚韧，没有陷入绝望之中。

我们已深深地把自己埋藏在这片我们无比热爱的土地里，至于其他的一切，我都交托给了永恒的命运。

你无法想象，这段最黑暗的时光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些考验必将给我们带来祝福。"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第170页。

P.于1943年1月4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母亲的战地信件节选：

"这里一切如旧，食物很少，天气寒冷。今天中午我只吃了点稀汤，然后就要靠这撑到明天。这段时间总是显得如此漫长，我的胃就像个磨坊一样翻腾转动，我真想知道这种情况接下来还要持续多久。

据说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会有所好转，但现在还不能轻信这些传言。不过，上面也必须要采取措施了，否则人们根本无法站起来了。饥饿实在是太可怕了，一小块干面包尝起来就像蛋糕一样美味，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有得吃。如果我现在能在家里该多好啊，只是坐在餐桌前，吃上一块干面包，这样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希望日子能尽快变好，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至于圣诞节的邮件也根本无法送达，必须得等到道路通畅才行，但那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不能灰心丧气。"

摘自科布伦茨州档案馆，Bestand 700, 153. Nr. 80。

K. A.工兵于1943年1月4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妹妹的战地信件节选：

"新的一年你过得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可算不上好。我已经七个星期没收到你的信了，真是让人绝望。

你们可能已经在家里知道我们的情况了。虽然上面规定我们不能在写给家里的信里提到这些事，但现在已经没人在意这些了。如果你们能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食物情况更不用说，每天只有几勺稀汤，直到几天前还能有两片面包来作为新年的"惊喜"，但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如果再这样持续几周，我们就彻底撑不住了。

最让人生气的是想到那些十二公斤重的包裹，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打水漂了。想想看，你们在家里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为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也提前好几周就开始期待着圣诞包裹，而现在它们全都成了泡影。

那只漂亮的怀表也没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再寄任何东西来了，反正我也收不到。如果一切真的能恢复如初，在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写信告诉你的。

因为冻伤，我现在成了一辆卡车的副驾驶，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了。

祝你一切都好，别让自己垂头丧气。替我向爸爸和其他人问好，你不用把我写的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再次祝你一切顺利！

K."

摘自斯图加特当代历史图书馆，Sammiung Sterz，1942年12月的战地信件。

K.N. 士兵于1942年12月30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现在我们这里非常寒冷，就像去年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不得不为能有足够的面包充饥而感到庆幸。

我们现在每天只分到1/4或1/5个面包。圣诞节那天，除了我们时常得到的1/4个面包外，连队还给了我们1/2个小圆面包，这是其他连队都没有的，还有双倍的香肠配给、15支香烟（这些东西现在都快没了）、100克巧克力和一片果仁条。

我们很少收到邮件，即便有，也只是信件，自11月中旬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包裹，连圣诞包裹和御寒的衣物都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们被苏军包围了，一切都必须通过飞机空运进来。

现在我们主要吃的是马肉、罐头香肠和稀汤。

我真希望能回到图古耶夫（Tugujew），去年冬天我在那里待过。现在这些日子，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糕，我甚至能为了吃到一块煮熟的马肉而感到欣慰。

我想祝你们新年快乐，假如我们没有被包围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

就写到这吧，我希望我们能尽快获得自由，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能休假回家了。"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H 20-6/796。

讽刺还是冷酷的现实？ —— 军医处观察到的所谓"饥饿实验"。

1943年1月6日，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雷诺尔迪致第6集团军军需处的报告：

"自1942年12月初以来，全军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饥饿实验（Hungerexperiment）’按照当时制定的 —— 至今仍然有效的 —— 口粮标准，每名士兵每天摄入的食物量，仅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者正常所需的一半。毫无疑问，在特殊情况下，士兵可以在短期内忍受这样的饥饿配给，而不会立即出现严重后果。

然而，近期的观察表明，部队已经达到了这个时间极限。突然死亡的病例越来越多，后续的检查显示这些死亡是由于营养不良所致。此外，从军医的工作和卫生设施状态可以看出，部队普遍存在疲倦、虚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正在与日俱增，这无疑是长期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医生，我有责任在这种事态下提醒部队指挥部注意，继续让部队维持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士兵每天必须消耗自身的身体来生存，更在于长期的饥饿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如上述所述，这将导致敌人一旦发动进攻达成突破，部队很可能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改善食物供应，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的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H 27-16/43。

德军一方伤员的命运 —— 第16装甲师瓦尔拉维（Wallrawe）上士于1943年8月6日留下的报告：

"[...]1943年1月14日，苏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我们占领了一处旧的苏军阵地，在这里，敌军的几次进攻都未能成功。由于弹药短缺，我们只能在敌军抵近时才在近距离上开火。

在其中一次进攻中，大约13:00时，我被一名苏军步兵击中腹部。上等豁免兵克劳斯（Klaus）和豁免兵兰茨（Ranz）冒着生命危险，用帐篷布拖着我后撤2公里回到安全区域。我和其他几名伤员一起被装上卡车，向机场方向转移。在离目的地大约3公里时，卡车耗尽了燃料。按照命令，这辆卡车不得不被炸毁，我们这些伤员就这样被遗弃在原地，听天由命。我只能通过爬行艰难地抵达机场，那时已经是晚上了。

在一个大帐篷里，我接受了第一次医疗救助。随后，苏军飞机的密集轰炸击中并摧毁了几个伤员帐篷。

凌晨3点，我终于乘坐一架容克运输机飞离包围圈[...]"

摘自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所著的《进攻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greift an）》，本文收录于《斯大林格勒：俄罗斯将军罗科索夫斯基、沃罗诺夫、捷列金、马利宁的第一手报告以及俄罗斯战地记者首批真实报道（Stalingrad. Die ersten authentischen Berichte der russischen Generäle Rokossowski, Woronow, Telegin, Malinin sowie russischer Kriegsberichterstatter）》，第214-215页。

苏军一方的伤员 —— 瓦尔科夫的故事：

"[...]我想到了工兵营的战士瓦尔科夫。他在脖子中弹、肩胛骨粉碎的情况下，硬是地艰难地跋涉了三十公里抵达了渡口，期间，他有时是在地上匍匐前进，有时则是让经过的车辆将他捎上。当他们把他从渡口送回医院时，他泪流满面。"

六、原文参考参考

^H. 迪博尔德（Dibold）：《斯大林格勒的医生：囚禁的苦难（Arzt in Stalingrad. Passion einer Gefangenschaft.）》，萨尔茨堡1949年，尾声[第215页]。- 在此，笔者首先衷心感谢弗莱堡军事史研究所的格尔德·R·乌伯沙尔（Gerd R. Ueberschär）博士提供的诸多建议和在寻找档案材料时提供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被围的第6集团军的医生们，他们通过电话咨询和书面注释分享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经历，帮助我理解当地的医疗状况并完成手稿：汉斯·吉尔根松（Hans Girgensohn）教授医学博士（前第6集团军病理学家），吉塞拉·吉尔根松（Gisela Girgensohn）夫人（婚前姓弗勒格尔斯（Vleugels）），沃尔夫冈·瓦格纳医学博士（Wolfgang Wagner，前预备役候补医疗军官，SWR2第二部门助理医生），鲁道夫·海因医学博士（Rudolf Hein，前医疗中尉，第60摩托化步兵师师医官、师部副官），奥托·舒尔克医学博士（Otto Schülke，前候补医疗军官及第305步兵师第576营营医官）。

^参见E. Guth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医疗服务（Sanitätswesen im Zweiten Weltkrieg）》，赫福德/波恩1990年出版。

^参见 V. 奥拉托（Orator）所著的《机动作战中的野战外科指南（Leitfaden der Feldchirurgie im Bewegungskrieg）》，莱比锡1943年出版，第24页。

^参见 V. 奥拉托（Orator）所著的《机动作战中的野战外科指南（Leitfaden der Feldchirurgie im Bewegungskrieg）》，第9页："腹部枪伤必须在最初的6小时内进行手术；因此，很少优先考虑通过空运转移此类伤者。"

^普利维尔于1933年从德国流亡，途经几个欧洲国家后抵达苏联。1945年，他随苏军返回德国。他的小说是基于对德军战俘的审讯记录所写成。

^正如目前仍在世的斯大林格勒德军军医们多次向笔者所证实的那样，

^普利维尔所著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柏林1946年，第44-45页。

^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在以下注释中简称为BA-MA，RH 20-6/792：医疗上尉塞格尔（Seggel）致第6集团军医处，斯大林格勒，1942年12月2日。- BA-MA，RH 20-6/792；第6集团军军医处[签署文件的高级医官姓名难以辨认]致顿河集团军群军医处，1942年12月2日；BA-MA，RH 20-6/793：第6集团军军医处[签署文件的高级医官姓名难以辨认]致第6军集团军军需处，斯大林格勒，1942年12月9日："重要的药品，如图托福辛（Tutofusin）、葡萄糖剂（Dextropur）等，几乎完全消耗殆尽。"

^同上

^参见 M. 凯尔里希（Kehrig）：《斯大林格勒：一场战役的分析与文献研究（Stalingrad. Analyse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Schlacht）》，斯图加特1974年出版，第285页。

^参见H. 吉尔根松：《当他们就这样死去… - 三十年前：在斯大林格勒，没有人敢谈论因饥饿而死（Als sie einfach starben... - Vor dreißig Jahren: Von Hungertod wagte in Stalingrad niemand zu reden.）》，载于：《时代周报》，第6期，1973年2月2日，第44页。

^生于1886年10月9日，埃森（Essen）。一战时期为预备役，未正式服役于帝德军队。1938年：1936年10月1日晋升医疗上校，任第36师师医官兼第36卫生营营长；1940年11月1日晋升医疗少将；1942年11月1日晋升医疗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8月26日任第36步兵师师医官；1939年10月27日任第22军军医官；1942年9月20日任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在斯大林格勒被俘，1955年10月9日获释；1967年在慕尼黑去世。 - 参见W. 凯尔里希（Keilig）：《1939至1945年的德国陆军：编制、部署、人员配置（Das Deut sche Heer 1939-1945. Gliederung, Einsatz, Stellenbesetzung）》，巴特瑙海姆1956年出版，第212页。

^H. 迪博尔德：《斯大林格勒的医生：囚禁的苦难》

^参见 M. 凯尔里希：《斯大林格勒：一场战役的分析与文献研究》，第285页。

^即第1/160、2/160、1/376、1/389卫生连，第1/541战地医院。参见 BA-MA，RH 20-6/792：塞格尔博士致第6集团军军医处，斯大林格勒，1942年12月2日。

^参见BA-MA, RH 20-6/792：医疗上尉塞格尔致第6集团军军医处，斯大林格勒，1942年12月2日；另见凯尔里希《斯大林格勒》，第285页

^参见BA-MA, RH 20-6/792：医疗中将雷诺尔迪致第6集团军司令部，斯大林格勒，1942年11月18日。

^同上，参见BA-MA, RH 20-6/792：医疗中将雷诺尔迪致第6集团军司令部，斯大林格勒，1942年11月18日。

^参见G. 特普克（Toepke）：《斯大林格勒的真相（Stalingrad wie es wirklich war）》，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83页。

^参见特普克，《斯大林格勒的真相》，第83页。1950年代末，《快报（Quick）》杂志记者对前医疗中将雷诺尔迪进行了一次采访，该采访后来被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发表在其所著的报告《战役描述（Schlachtbeschreibung）》中，雷诺尔迪谈到被包围士兵的情况时说："不断有报告称，人们在死去，或多或少是睡着了就死了。然后，我让我的副官对个别尸体进行了解剖。不是全面解剖，而是仅仅为了确定这些人是否确实是饿死的。这些解剖结果表明，所有人都是饿死的。每人配给大约60到70克的面包，对于直接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而言，可能是100或120克面包，但不会更多。你得想象一下：这大约相当于两个小面包。"参见A·克鲁格：《战役描述》。弗莱堡1964年出版，第135页。

^H. 吉尔根松（生于1909年），现年82岁，他已经退休，住在弗莱堡，1973年，他发表了关于这项任务的回忆。参见吉尔根松《当他们就这样死去》，第44页。

^同上，第44页，也涉及吉尔根松在报告中的以下引述。

^参见G. 特普克（Toepke）：《斯大林格勒的真相（Stalingrad wie es wirklich war）》，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82页。

^中尉级出纳员雷贝格（Oberzahlmeister Rehberg），少尉级出纳员利斯巴赫（Zahlmeister Liesbach）

^参见G. 特普克（Toepke）：《斯大林格勒的真相（Stalingrad wie es wirklich war）》，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83-84页。

^E. 魏纳特：《斯大林格勒备忘录（Memento Stalingrad）》，作为游击队员记录的前线笔记。摘自W. 布雷德尔（Bredel）编写的《自由德国国民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报告。柏林1960年出版，第122页。

^参见吉尔根松《当他们就这样死去》，第44页。

^参见G. 特普克（Toepke）：《斯大林格勒的真相（Stalingrad wie es wirklich war）》，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82-83页。

^参见G. 特普克（Toepke）：《斯大林格勒的真相（Stalingrad wie es wirklich war）》，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68页。

^参见 BA-MA, RH 20-6/796：雷诺尔迪致第6集团军最高司令部，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6日。

^参见BA-MA, H 20/308中关于战俘营养状况的相关报告。

^来自吉尔根松的口头说明。

^BA-MA, RH 20-6/793：第6集团军司令部，IVb部门，[签署的高级医官姓名难以辨认]，致第6集团军军需处，关于：对1942年12月9日供给情况的评估报告；另参见凯尔里希《斯大林格勒》，第285页。

^参见 BA-MA, RH 27-16/43：第16装甲师瓦尔拉维（Wallrawe）上士于1943年8月6日的报告。

^参见W. 戈尔利茨：《1942-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Die Schlacht um Stalingrad 1942-1943）》，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Entscheidungsschlach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由斯图加特军事研究工作组委托，H.-A. 雅各布森（Jacobsen）和J. 罗尔（Rohwer）编著，法兰克福，1960年出版，第273至322页，此处位于第274至277页。

^参见 BA-MA, RH 20-6/792：医疗上尉塞格尔致第6集团军军医处，斯大林格勒，1942年12月2日。

^同上。

^来自军医总监雷诺尔迪的描述，参见克鲁格：《战役描述》，第133页。

^来自军医总监雷诺尔迪的描述，参见克鲁格：《战役描述》，第129页、131页，以及下文。

^例如在1942年12月19日（1010），1942年12月20日（1220）和1943年1月4日（1220）。

^参见 BA-MA, RH 20-6/795：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医疗中将雷诺尔迪关于"伤病员供给和转运"的通告，斯大林格勒，1942年11月26日。

^参见 BA-MA, RH 20-6/794：第6集团军司令部报告，斯大林格勒，1942年11月29日。

^来自军医总监雷诺尔迪的描述，参见克鲁格：《战役描述》，第219页。

^参见特普克：《斯大林格勒的真相》，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56页。

^吉尔根松与笔者于1992年1月4日的电话交谈。

^雷诺尔迪在1942年12月15日与特普克的电话交谈，见：特普克，《斯大林格勒的真相》，第56页。

^H. 塞勒（Selle）：《斯大林格勒的悲剧：第6集团军的覆灭（Die Tragödie von Stalingrad. Der Untergang der 6. Armee）》，汉诺威，1948年第3版，第9页。

^吉尔根松的妻子致笔者，于弗莱堡，1992年1月11日。

^参见普利维尔：《斯大林格勒》，第145-146页。

^来自军医总监雷诺尔迪的描述，参见克鲁格：《战役描述》，第132页。

^参见 BA-MA，RL 30/3：空军上尉迈尔，第27轰炸机联队第9中队，1943年1月21日，《关于古姆拉克机场情况的报告》；同上，RL 30/4：对上尉的审讯。托费恩（Thofehrn），1943年1月18日：[1943年1月17日14时，古姆拉克：]"滑行降落后，大量伤员涌来，部分人只能用武力阻止其接近飞机。着陆15分钟后，一名中尉和一名中士抵达，接管了机组人员已经卸下的补给物资。半小时后，一名空军军医抵达，负责安排伤员登机。"

^参见BA-MA, RL 30/3：来自奥德修斯第17号飞机（飞行员空军军士长施密特（Schmidt））的无线电报，1943年1月19日，《古姆拉克机场的情况》。

^参见 BA-MA, RL 30/4：1943年1月17日对斯潘鲍尔（Spannbauer）空军少尉（三架He 111轰炸机编队队长）的审讯。

^J. 维德尔：《斯大林格勒与士兵的责任（Stalingrad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s Soldaten）》，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作序，慕尼黑1962年第二版，第96页。

^参见G. 特普克：《斯大林格勒的真相》，施塔德1949年出版，第131页。

^同上，第80页，以下引文见第78-80页。

^摘自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进攻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greift an）》，本文收录于《斯大林格勒：俄罗斯将军罗科索夫斯基、沃罗诺夫、捷列金、马利宁的第一手报告以及俄罗斯战地记者首批真实报道（Stalingrad. Die ersten authentischen Berichte der russischen Generäle Rokossowski, Woronow, Telegin, Malinin sowie russischer Kriegsberichterstatter）》，苏黎世1945年出版，第24和25页。

^H. M. 瓦森（Wäasen）：《斯大林格勒发生了什么 - 罪魁祸首在哪里？（Was geschah in Stalingrad - Wo sind die Schuldigen?）》采尔阿姆湖，萨尔茨堡1950年出版，第52页。

^同上，第52页。

^J. 维德尔：《斯大林格勒与士兵的责任》，第87-88页。

^参见 BA-MA, RH 19 VI/12：第6集团军司令部致顿河集团军群，1943年1月24日。

^H. M. 瓦森：《斯大林格勒发生了什么 - 罪魁祸首在哪里？》，第52页。

^参见普利维尔：《斯大林格勒》，第211页。

^J. 维德尔：《斯大林格勒与士兵的责任》，第97页。

^H. 迪博尔德：《斯大林格勒的医生：囚禁的苦难》，第39页，以及下文。

^1943年提到的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

^H. 迪博尔德：《斯大林格勒的医生：囚禁的苦难》，第14-15页。

^J. 维德尔：《斯大林格勒与士兵的责任》，第98页。

^参见《斯大林格勒》，由反法西斯联盟出版。海登海姆[1946]，第12页；E. 斯诺的引文据取自E. 斯诺的：《光荣的斯大林格勒（Ruhmreiches Stalin grad）》（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