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年三十母亲给邻居送去两斤猪肉,去年她生病,接到一个电话

"袁大妈的一斤猪肉"

"这猪肉,我不能要。"袁大妈站在门槛内,两手背在身后,执拗地摇着头,脸上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刻。

腊月三十的早晨,北方的冷空气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我捧着用《人民日报》包好的两斤猪肉,站在袁大妈家那扇褪了色的木门前,脚下的积雪咯吱作响,鼻尖冻得通红。

院子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挂着几条冰凌,风一吹,发出细微的碰撞声。砖砌的矮墙上积着厚厚的雪,墙根处停着几只麻雀,在寒风中缩着脖子。

"大妈,这是我妈让送来的,说咱们邻居一场,过年了,沾沾喜气。"我哈着气,露出一团白雾,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脚下不停地跺着地,想驱散那股从脚底窜上来的寒气。

寒风刮得嗖嗖的,窜进领子里,冻得我一个激灵。袁大妈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

"进来暖和暖和再说。"袁大妈眉头微皱,侧身让出一条路,"这天儿,冻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赶紧跨进门槛,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煤火的气息和饭菜的香味。屋里温暖如春,那台老式"红梅"煤球炉烧得正旺,炉盖上放着一把黑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袁大妈比母亲大几岁,已经六十出头,头发全白了,却梳得一丝不苟,盘成一个发髻。她脸上的皱纹像树干上的年轮,记录着岁月的痕迹。身上穿着一件蓝布棉袄,洗得发白,补了几处,却干净整洁,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亮。

"来,先暖暖手。"袁大妈从炉子上拿下搪瓷杯子,倒了杯冒着热气的大麦茶,递给我,然后转身去柜子里翻找什么。

我捧着热腾腾的杯子,环顾四周。这间二十来平方的屋子是典型的老式平房,土炕占了一半空间,炕上铺着花格子的棉被。靠窗的地方有一盆腊梅,开得正旺,几朵黄色的小花在寒冬里散发着淡淡清香。

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八十年代初全院居民的合影。我认出母亲站在袁大妈旁边,那时她刚从农村嫁过来,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我。父亲站在母亲身后,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乌黑,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你妈那时候刚从农村嫁过来,啥也不懂,连煤球都不会生。"袁大妈看着我盯着照片,笑着说,"火生得满屋子烟,把你爹熏得直咳嗽,还是我教她怎么掌握火候的呢。"

她手上不停,从柜子底层拿出一个用蓝布包着的小盒子,动作轻柔,仿佛那里面装着什么稀世珍宝。

"那时候买肉也不容易呢,得起早排队去供销社,有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我领着你妈去排队,把咱院里的几个大婶都得罪了,说我这个老住户带着外来户插队。"袁大妈笑着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怀念。

她从布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纸条,纸张已经起了毛边,似乎经常被人拿出来看。"八六年腊月,欠猪肉一斤,待来年还清。王桂芝。"上面写着母亲歪歪扭扭的字迹,落款处还有一个红手印。

看着这张欠条,我一时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是你妈当年写的。"袁大妈轻轻抚摸着那张纸条,就像抚摸一件珍贵的古董,"三十年了,她一直记着这事,我却一直没舍得让她还。"

"这是..."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还记得小袁吗?就是我儿子。"袁大妈眼神忽然变得悠远,"他那年高烧不退,我老伴刚走,家里没钱买药。你妈把买年货的钱都给我了,硬是只让我写了欠一斤猪肉的条子。"

我望着袁大妈布满皱纹的脸,恍然大悟。小袁,袁大妈的儿子,比我大七八岁,现在在哪个城市工作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他经常背着我满院子疯跑,给我讲故事,教我玩弹珠。

"那年月啊,谁家过年不想吃口肉?"袁大妈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你妈为了救小袁,自家年夜饭的肉都舍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鼻子一酸。

"这两斤肉,你带回去吧。"袁大妈推开猪肉包,"我不缺这口吃的。你爸退休工资比我高,你妈又有那手好厨艺,你们家年夜饭少了这肉可不行。"

"大妈,咱们是邻居,过年了互相走动是应该的。"我坚持把肉放在她家的小桌上,"您不收下,我妈非得批评我不可。"

袁大妈拗不过我,只好收下,但嘴上还是说:"你妈啊,就是太认真,这么些年了,还惦记着那点事。"

回家的路上,天空飘起了小雪花,我的心里却是暖烘烘的。推开家门,屋里飘着饺子馅的香味,母亲正在案板前包饺子,细瘦的手指灵活地捏着皮儿,一个个水滴形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排在笸箩里。

"妈,我把肉送去了。"我脱下棉袄,搓着手走到母亲身边。

"袁大妈收下了吗?"母亲头也不抬,继续手上的活计。

"收是收下了,不过..."我迟疑了一下,"她给我看了一张纸条,说是您八六年写的,欠她一斤猪肉。"

母亲的手停顿了一下,脸一下子涨红了,连耳根都红透了,就像被人当场捉住了什么把柄。"那是陈年旧事了,不提也罢。"她低下头,假装专心包饺子,但那发抖的手指暴露了她的紧张。

我正想追问,父亲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你回来了?把肉送过去了?"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格子衬衫,戴着老花镜,鬓角已经斑白。

"送过去了,袁大妈还提起以前的事呢。"我看了母亲一眼,故意说道。

"什么事?"父亲放下杂志,摘下老花镜。

"没什么,就是些老黄历了。"母亲抢着答道,眼神闪烁,显然不想让我说下去。

父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拍了拍母亲的肩膀:"老袁家的事,别放在心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整个除夕夜,母亲似乎心不在焉,几次将筷子放进碗里又拿起来,却没夹什么菜。电视里放着春晚,欢声笑语充满了房间,可她的笑容却有些勉强。

"妈,您怎么了?"我悄悄问她。

"没事,就是突然想起一些旧事。"母亲拢了拢额前的碎发,勉强笑了笑。

夜深了,父母都睡了,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那张欠条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为什么时隔三十年,袁大妈还珍藏着它,而母亲却不愿提起?我翻来覆去,直到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疏。

正月初一的清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院子里积雪反射的光线刺得人眼睛发疼。趁父母还在休息,我悄悄爬上阁楼翻找。阁楼堆满了杂物,几个大纸箱里装着旧衣服、旧书本和一些用不着的日用品。

在一个布满灰尘的纸箱底部,我发现了一本蓝色布面的笔记本,封面已经褪色,边角有些磨损。翻开一看,原来是母亲的日记,字迹清秀工整,和那张欠条上潦草的笔迹判若两人。

我快速翻到1986年的最后几页,在腊月二十八那天,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腊月二十八,小袁发高烧不退,袁大妈一个人慌了手脚。老袁去世才半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她连药费都拿不出来。我拿出买肉的十五块钱给她垫上。她硬是让我写了欠条,说是借猪肉一斤,来年还。这年头,谁家过年不盼着吃口肉啊。可孩子的命要紧,肉明年还能买,小袁若有个三长两短,袁大妈这个家就散了。"

再往后翻几页,在大年初五那天:

"今天去医院看小袁,烧已经退了,大夫说没大碍了。袁大妈拉着我的手哭,说要不是我的钱,小袁就危险了。我心里也一阵阵发热,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村里没钱看,差点没了命。如今能帮人,也是还了上天的情。只是家里没肉过年,老公有点不高兴,但他心软,知道原因后也就不说什么了。新年第一顿肉,等开春工资发了再买吧。"

合上日记本,我的眼眶湿润了。母亲为了救袁大妈的儿子,宁愿自家年夜饭没有肉,这份情谊,比那点猪肉重得多。我小心地把日记本放回原处,悄悄下了阁楼。

早饭后,我又去了袁大妈家。刚敲门,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咳嗽声,沉闷而虚弱。

"大妈,您怎么了?"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袁大妈开门时,脸色有些苍白,额头上还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穿着厚厚的棉袄,却仍然微微发抖。"没事,就是去年住院落下的毛病,一到冬天就咳。"她摆摆手,示意我不用担心。

"去年您住院?怎么没听我妈提起?"我有些诧异。

袁大妈愣了一下,眼神闪烁:"你妈没告诉你?"她咳嗽了几声,又道:"也是,怕你担心吧。"

我帮袁大妈生了炉子,又倒了杯热水给她。看着她瘦弱的身影,我忽然意识到她已经老了,不再是记忆中那个精神矍铄的袁大妈了。

"大妈,您的身体要紧,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们说。"我真诚地说。

"好孩子,真像你妈。"袁大妈的眼睛湿润了,拍了拍我的手,"你们家对我老太婆好,我心里都记着呢。"

回家后,我找到正在晾衣服的父亲,问道:"爸,去年冬天,妈去哪了?说是回老家探亲,可一去就是半个月。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回来就没见着她。"

父亲手上动作一顿,叹了口气:"你妈啊,是去医院陪袁大妈了。袁大妈肺炎住院,子女都在外地,你妈怕她孤单,天天去照顾,怕你担心才没告诉你。"

"什么?"我惊讶不已,"袁大妈住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妈就这性格,别人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从不张扬。"父亲苦笑道,"那半个月,她天天早出晚归,回来还要给我做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劝她让袁大妈的儿女回来照顾,她不听,说人家工作忙,请假回来不容易。"

我心头一热,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母亲和袁大妈之间,早已不只是邻里关系那么简单。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袁大妈的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女儿在东北,家里有小孩,也走不开。"父亲压低声音,"你妈心软,看不得别人受苦,尤其是对袁大妈。当年要不是袁大妈帮忙,咱们家在这个院子里也站不住脚。"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像母亲和袁大妈这样的情谊越来越少了。

晚饭后,母亲正在厨房洗碗,围裙上沾满了水渍。我悄悄走到她身边:"妈,我看到袁大妈珍藏的欠条了。"

"那丫头,这么多年了还留着那张破纸。"母亲的手停在水盆上,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既有些尴尬,又有些怀念。

"也看到您的日记了,还有去年您照顾袁大妈的事。"我试探着说。

水龙头的滴答声在安静的厨房格外清晰。母亲深吸一口气,放下手中的碗,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那时候,你爸在煤矿上班,工资低。咱家刚分了这套房子,家徒四壁的。小袁病得那么重,我能看着不管吗?"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里闪着泪光,"袁大妈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她老伴得了矽肺病,走得早。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能有今天不容易。"

"您当时为什么写欠条?就因为袁大妈坚持?"我好奇地问。

"那时候,借钱是要写欠条的,这是规矩。"母亲擦了擦手,转身面对我,"我写欠条,是给袁大妈留脸面。人活一辈子,就那口气。她不要白要的东西,我了解她。写个欠条,她心里踏实,也好意思接受帮助。"

母亲的眼神温柔而坚定,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虽然已经满头白发,却依然美丽。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刚从农村嫁过来的年轻媳妇,懂得人情世故,明白人心冷暖。

"妈,您真好。"我忍不住抱住她。

"傻孩子,这有什么。"母亲拍了拍我的背,笑着说,"人这一辈子,帮得了就帮一把,帮不了的事情也别强求。袁大妈帮了我很多,教我生活的道理,陪我熬过你爸下矿井的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那些恩情,哪是一斤猪肉能还清的?"

正月初五,阳光明媚,我们全家带着礼物去袁大妈家拜年。父亲提了两瓶二锅头,说是前几天单位发的福利;母亲亲手做了一盘红烧肉,肥瘦相间,色泽红亮;我则买了一些水果和糕点。

推开袁大妈家的门,屋里暖烘烘的,炉子上煮着饺子,香气四溢。袁大妈穿着一件新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哎呀,你们怎么都来了?"袁大妈惊喜地说,赶紧招呼我们坐下,从柜子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瓜子、糖果和花生。

父亲和袁大妈拉起家常,说起了前些日子听到的拆迁消息。"听说咱这片要拆迁了,估计今年年底就开始动工。"父亲说,"拆了以后,大家都得各奔东西了。"

袁大妈叹了口气,脸上闪过一丝忧虑:"是啊,这院子住了大半辈子,真舍不得。拆了以后,谁知道会分到哪里去。"

"大妈,您放心,不管分到哪里,我们都会经常来看您的。"我连忙说道。

"就是,拆迁算什么,人心不拆,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母亲坚定地说,握住袁大妈的手。

袁大妈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红纸包:"这是我给你们家小闺女的压岁钱。"

"大妈,您留着养老吧。"母亲连忙推辞。

"我这辈子没儿没女,就你们一家待我好。"袁大妈坚持塞到我手里,眼圈红了,"小袁和小英工作忙,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要不是你们,我这老太婆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握着那个沉甸甸的红包,心里又酸又暖。袁大妈口中的"没儿没女"只是一种自嘲,她的儿女虽然不在身边,但对她很是孝顺,只是工作忙,难得回来。而我们,就像她的另一个家人。

饭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气氛热烈。父亲和袁大妈说起了当年的往事,母亲则一个劲地给袁大妈夹菜。多年的相处,让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

酒过三巡,袁大妈脸上泛起红晕,眼睛亮晶晶的,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她起身走到柜子前,从那个蓝布包里取出那张泛黄的欠条。

"桂芝,这么多年了,这欠条也该还了。"袁大妈的声音有些颤抖。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大妈,那都是陈年往事了,不提也罢。"

"不,这欠条我得烧了。"袁大妈坚持道,走到炉子前,在火光中点燃了那张纸条,"欠条虽然写的是猪肉,可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好,哪是一斤肉能还清的?"

我们都静静地看着那张纸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桂芝,这欠条我烧了,但这份情我记到老。"袁大妈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母亲含着泪笑了:"欠肉的是我,欠情的却是我们全家。当年要不是您帮衬,我这个乡下媳妇哪能在城里站稳脚跟?"

窗外,新年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远处的天空飘着细雪,屋内却温暖如春。我看着这两位经历了时代变迁的女性,心中充满了敬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袁大妈和母亲这种淳朴的邻里情,比那一斤猪肉珍贵得多。

城市可以拆迁重建,楼房可以推倒重来,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守望相助,却是任何变迁都拆不散的。一斤猪肉,三十年情,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温暖了整个小院。